借着人口普查，她上民政局打听怎么上户口，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复杂。由于是胚胎（受精卵）移植，吴川川只是生下女儿，但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
民政局只能办收养，前提是，需要当初的“买主”夫妇先和孩子做请亲子鉴定，确定不抚养孩子后，交给福利院收养。吴川川再通过福利院收养条件领养这个孩子。
最终她向媒体澎湃新闻求助。在媒体的帮助下，北上通辽，凭借三年前合约上的“买主”户籍地址寻找孩子的生物学父母......
当然，还有梅毒。性传播不是梅毒感染的唯一条件，我们对此不加以任何污名化的揣测。但妊娠期梅毒通常要在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进行两个疗程的长效青霉素治疗，不能保证阻断胎儿先天患上先天梅毒的风险。
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允许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人工受精）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禁止（胚胎移植、发生关系），任何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
注意，这则法规是由卫生部颁布。也就是说，确实违法，但是否构成犯罪（触犯刑事罪名），就很模糊。
2017年4月1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组织、协助他人非法、取卵等行为，导致被害人重伤，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和十个月。
法官只能依靠《民法通则》“尊重社会公德、不违公共利益（危害家庭关系）”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纠纷的结果通常是由一方获得监护权，并未对双方进行处罚。
这就导致在明知违法的前提下，机构屡禁不止，有产子需求的夫妻和缺钱的妈妈在极端情况里铤而走险。
社会伦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缺少对具体事件的直观感受，很容易让人同情不育夫妻、失独家庭的处境，选择支持。
怀孕后她对着肚皮和小孩说，“你只要努力，就能来到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妈妈努力就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
做出生下孩子的决定也很草率，好多人做几次都不成功，我一次就成功了，“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安排我们相遇，我就感觉我要保护她。”
网贷、、买卖出生证等黑产向她伸出手时，她只想生存下去，活下去，却不知自己已经走进了“贫困——缺少教育——愚昧——更加贫困”的人生怪圈。
如果我们将合法化，或是默认的买卖逻辑，就等于我们认同社会中强者对弱者敲骨吸髓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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