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初，谷牧副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计委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还有李灏、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一行30余人，可谓阵容齐整。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出访西欧，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亦不免出洋相。有一位不敢吃冰淇淋，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怕冷。“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回忆那段往事，83岁的李灏讲着讲着，自己先笑开了。虽然是第一个高规格代表团，但毕竟大家是第一次去外国。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谷牧当年的警卫员袁增春回忆说：“前一年法国总理巴尔访华，邀请总理回访，因为刚刚当上总理比较忙，就定下让谷牧代表中国出访。巴尔当时表态说，谷牧是代表总理来的，要按照总理的标准接待。巴尔亲自到机场去接，晚上宴请大家。按惯例，宴请时警卫员是不上桌的，但这次却是破了例。”中国派出的是高规格的代表团，当时接待的规格不是对等而是更高。
高规格接待，意味着对中国超乎寻常的兴趣。谷牧与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按议程第一项应是谈问题，结果，巴尔上来直接省略了这一节：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等到谷牧去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总统一上来亦先解释说他对经济更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
代表团回国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上午到，下午大家就开会讨论如何形成向中央汇报的报告。第二天，李灏和王全国等人就开始写报告的初稿。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当然是重点之一：目前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显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刻重要的国际背景。
如果从外部——欧洲各国的兴趣实质，转向代表团内部，他们对欧洲的感觉，深刻的刺激是真实的体验。虽然时隔多年，当年代表团成员杨波回忆那次出访，仍能清晰地报出一连串数据：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而国内，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品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远非我们国内自己所描述的那般黑暗。
震惊之下，代表团成员不免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对别国有那样不真实的想象呢？李灏问当时中国使馆的外交官：“你们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国内？”他得到的答案明确而无奈：“我们敢讲吗？”
那么，这份向中央汇报的报告如何写？如何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平常无比，但在那个时刻，李灏还是用了“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份报告。报告描述说：“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谷牧所率代表团访欧前后，中国也有部长级代表团分别访问了港澳地区与日本，但是，这种专项性的访问与综合性的欧洲访问，不在同一平面。访问回来的6月下旬，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这次汇报会从15点30分，一直开到晚上23点。在新的认识框架下，谷牧展开自己和代表团对世界与中国的认知，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响应，聂荣臻元帅表态很坚决：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汇报会后，当年7月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务虚会，中央领导指示谷牧去报告考察情况，“要敞开思想来讲”。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动员过程。从考察回来的汇报，到国务院务虚会，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世界与中国新的观察、新的思想在诞生，在扩展。
这次经济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了。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三联生活周刊》第43期李鸿谷吴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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